崇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在学术和其他领域也都有体现。这一时期，学术自由成为现代学者普遍信奉的原则和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乃其范例）；民众的活动成为学术研究真正关注的对象（如现代民俗学兴起；新史学突破了“帝王将相家谱”的旧写法等）。同时，人文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需要使用科学方法，也已变成了知识界的一般常识。且不说蓬勃兴起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研究者，即使热衷于所谓“国学”或“国故学”研究的人，也无不认定“科学方法”的重要。《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就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在方法上、材料上都应该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于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崇尚民主与科学成为民国文化发展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已很充沛，更不意味着此期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已有很高水准，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绪论”里所提到的，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包袱的沉重，在中国，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并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来自专制与迷信的顽强阻挠，付出血的代价。其蜕变之艰难，常常令爱国志士们为之扼腕。不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主和科学毕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崇尚，并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传统，可以说真正开始在中国文化中奠基下来，这无疑是民国文化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