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列宁起初还认为，新的经济秩序是可以与生产者的民主协作协调一致的，但是这一领域也很快实行了专断的一人负责制（直至企业内部）。工会堕落为国家经济领导的纯粹奴仆，从现在开始，它不再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代表生产增长要求的利益。它们的任务在于“劳动纪律教育”，在于“开展社会主义竞争”，在于“提高劳动的愉悦感”，等等。长期以来，工会的传统功能如保护工人、支持他们的工资要求等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1956年，它们才重新显现端倪。
列宁的信念，即现代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如此易于领导，以至于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学生都能够从事必要的“账目报告与监督审查”工作，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毋宁说，广大的经济专家阶层处处掌握着生产的领导权，而布哈林所希望的“组织者的大量过剩”——他想借此来避免新的官僚阶层的出现——也没有实现。[106]领导经济的“专家”基于自己的重要性要求得到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可观份额，并以诸如特权等形式占有这一份额。[107]立法的发展（允许建造两层私人楼房）以及特权商店的存在是这个新出现的特权阶层的明证。可以想象，苏维埃政党的领导人为了保证它的集团的广泛支持基础将反对一系列这样的特权。他们很难再次消除新的经理人阶层及其地位所具有的优势了。